微信也要“付费”了

微信也要“付费”了。

1月15日,微信宣布订阅号付费功能正在进行灰度测试,符合条件的运营者可以对原创文章的部分或全部内容设置付费阅读,也让“知识付费”再度成为知识赛道的热词。

不过微信并非是第一个炒热“知识付费”概念的玩家,仅仅在2020年的跨年节目中,就有罗振宇、吴晓波等知识分子的“跨年演讲”,各种付费内容层出不穷。

与之对应的背景是,在信息大爆炸的当下,本以为新知识的获取迎来了“电梯模式”,只要连接了互联网就有源源不断的信息涌入。可在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里,想找到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却等同于“攀岩模式”。

同时信息的急剧膨胀和极其迅速地传播,让“知识就是力量”的旧秩序面临被异化、崩塌的威胁。而在求知欲的本能驱使下,越来越多人患上了“知识焦虑症”,在无限非我信息的洗礼中,像是一个恐惧黑暗的孩子。

流量左右的市场:都在琢磨如何“杀时间”

问题出在了哪?

互联网成了连接人与信息的主要渠道,但同时也是商业的修罗场。

过去20多年中,互联网让人印象深刻的无外乎一代又一代巨头的崛起与衰落,以及一个又一个造富神话的出现,而流量始终是左右格局变化的关键力量。

可在2016年前后,互联网的用户规模逐渐饱和,在“流量=用户数×用户时长”的规则中,尽可能多的占领用户时长成为一种共识,“杀时间”也就成了产品经理们讨论的焦点,内容娱乐化等趋势渐渐盛行。

2015年,由“GIF快手”变身而来的快手,终于赶上智能手机普及和移动流量成本下降的东风;2016年,网红papi酱凭借3分钟短视频的市场价值,获得了1200万的投资;同样是在这一年,今日头条内部孵化出了抖音,6个月后日活突破百万。

随之而来的,百度推出了好看视频和全民小视频,腾讯也再次启动了微视......

快手和抖音的快速崛起,代表了基于算法和短视频内容的“杀时间”模式的成功。这种方法论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进入视频时代之际,风头正劲:号召亿万网民参与者短视频的内容生产中,只要你的作品够“奇葩”,在千人千面的个性化分发机制下,就有机会在平台的助推下走红,然后赚到远比普通工作丰厚的回报。

在这样功利性的模式激励下,一场全民性的“造富梦”被唤醒。

结果就是,只要你打开某些短视频APP,无需刻意选择和搜寻,一个个活色生香、动感摇曳、搞笑逗趣的视频就被推到眼前,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获得愉悦感,可谓是现实版的“自嗨五分钟,人间两小时”。

一些人不自觉陷入了娱乐的“陷阱”,阈值被不断提高,不断寻求更“刺激”的内容得到快感,最终活在了精心编织的“信息壳”里;另外一些人试图打破既有规则,摒弃那些对知识结构无益的内容,进而在过载的信息中“挣扎”。

其实布热津斯基早就用“奶头乐”的理论警示过我们:

由于生产力的不断上升,世界上的一大部分人口将不用也无法积极参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为了安慰这些“被遗弃”的人,他们的生活应该被大量的娱乐活动填满,转移其注意力和不满情绪,避免少数既得利益者和大多数底层人士的冲突。

赫胥黎也曾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过这样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工业技术带来的娱乐和文化,不再思考。”

只是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在“杀时间”成为互联网新法则的时候,“娱乐至死”早已盛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却迟迟没有到来,全民性的知识焦虑却是事实。

知识胶囊只是药引,一个“罗振宇”远远不够

短视频初兴的2015年冬天,罗振宇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自己的一场重要演讲。当年12月31日晚上,罗振宇登上舞台,以“时间的朋友”为题,开始了他的第一场跨年演讲,也开创了“知识跨年”的新范式。

某种程度上说,“罗振宇”成了知识付费的代名词,同行者还有吴晓波、樊登、李善友等等,他们信誓旦旦要“让知识成为每一个人的力量”,用高频发布的产品和巡演,按摩公众知识焦虑的痛处。

虽然有媒体用“降温”来形容2020年的知识跨年,但百度搜索指数诚实的反映了民意:“吴晓波”的指数环比增长了152%,“罗振宇”的指数环比增长更是高达477%,远高于去年跨年演讲时的搜索数据。也就是说,“跨年演讲”并不是一些媒体口中的讨论骤减、颓势立显,反倒是远远超过了去年的声量。

其次是门票的销售。吴晓波跨年演讲的票价从1980元到12800元四个档次不等,并且还吸引到了独家冠名商,收入恐怕不低于2000万,绝不逊于一线的顶流明星。而有电视直播加成的“时间的朋友”,内场席位卖到了4580元,即便是看台门票也高达880元,加上8个首席赞助和特约赞助商,收入可以比肩明星云集的跨年演唱会。

金钱可能无法衡量知识的价值,却是知识焦虑最直接的风向标,在信息过载的时代,知识付费可能就是“挣扎者”眼中的稻草。

许知远曾经这样评价罗振宇的生意:“一个卖胶囊的人,他把知识放在胶囊里面。”这句点评不可谓不精确,“知识胶囊”所针对的正是知识焦虑症。

罗振宇们提示了一种信息爆炸的生态景象和娱乐至死的危机,只不过他们搭建的还只是空中楼阁,而不是基础设施。这样的药终究只是治标,而不治本。

一方面,“知识胶囊”代表的二次贩卖的知识,并非知识本身,它起因于信息的碎片化,但却不解碎片化的问题——那些音频课程本来就是碎片化的产物而非解决方案,所以注定不是知识的完整面貌,甚至不是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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