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地铁事件,为什么令人愤怒与恐惧?

西安地铁事件,为什么令人愤怒与恐惧?

吴姓男星涉嫌强奸被批捕、阿里男员工强制猥亵女员工刚过去不到一个月,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又接踵而来,它们包括:西安地铁男保安拖拽女乘客并扒掉其衣服、北京某酒店内一男子将女客人当作性工作者并骚扰她、顺德一男子白天当街强奸女子未遂。

“这女的有问题!”

“我就说这女的不简单吧?”

“XX是错了,但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翻开这些社会新闻,评论区都能找到类似的话语。人们就像看悬疑剧自作聪明的观众,“冷静”、“理智”、“客观”地预言剧情反转。

但社会生活不是娱乐大众的电视剧,这里没有反转,没有活该,只有嫌疑人是否犯罪的事实。当侵害发生时,女性需要不断地自证,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动机、行动轨迹、着装,就是性别不平等最明白的证据。

从这些恶性性别事件中能看到,女性不仅有勾引男性的原罪,其身体的自主权依然被男权价值体系紧紧地捏在手心。何为暴露衣着、身体被如何处置、何为“贞洁”的身体,都是制裁女性的武器。

《女巫》

为什么一名女性被扒衣,所有女性都“感到被扒光”?受害者有罪论如何实施在女性身上?要想明白这些事件为何令女性发指,需要从女性身体的文化塑造说起。

既然总有人一遍又一遍地质疑、讥笑,那我们同样一遍又一遍地奋笔、反抗。

01.

是否拥有“穿衣服”的权利

这个夏天过去了,也不是什么都没留下。

8月23日,顺德某街道上,男性李某突然将一名路过的女性,“抱住并按倒在地”,8月25日,顺德警方发布公告,该男子“因近期生活不如意,遂产生违法犯罪念头”,目前案件尚在调查中。

在被发布的视频中,女性被扑倒的几分钟里,街上并非一个人也没有,拐角处有几名男性路人,在女性高声呼叫“救命”的过程中,无人上前制止,却有人拍摄视频,直至男性侵犯者行为越发过激,拍摄者发出一声“来真的哦”,才试图上前阻止。

时间来到8月30日,北京某酒店大堂里,一名女性被两名男性误认为性工作者,被追着问“是你吗?”

在女性后续发的微博里,有着这样的陈述,“朋友打电话帮我投诉到酒店,接电话的经理不仅没有认真严肃的处理这件事情,还在过程中笑出声,对此事极为不尊重和不屑:我们安保很强(意思你不是没出事吗,我就被骚扰两句,这有什么关系)”

她紧接着写到,“就因为我昨天穿了个大露背的裙子,所以我就要被酒店然后被你们的客人这样的骚扰吗?

但该微博下,仍有人执着地发问,“那你是不是鸡”。

图源微博截图@并不软的软喵子

同样在这一天,西安地铁三号线也发生了一起事件。

一名女性乘客与男性乘客发生口角,口角的内容尚不明晰,但在路人发出的视频中,该女性在座位上坐着与另一名乘客试图交涉,从视频中并未看到有过激动作,但突然就被地铁安保人员强行拖出车厢,过程中女孩衣服被扯破,“衣不遮体”,物品也散落一地。

令人费解的是,官方回复避重就轻地突出受害者的“疯”,而甚少提及安保人员执法的合理性。此外,微博热搜词条#地铁安全员拖拽乘客合理吗#也完全遮蔽了女性在其中受到的侵犯。

图源微博截图@西安地铁运营分公司

几天内,发生在顺德的景象位移到西安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发生在北京的事情似乎也与西安相通。

女性声嘶力竭、无力呼救,保安则在其背后奋力拖拽、迈着大步阻止对方返回车厢,而车厢内外的看客并未试图帮助女孩,几段视频中,没有人为她披上一件衣服,他们几乎都在安全地带之外围观或拍摄视频,注视着不足一米外发生的一切。

这一群像构成了当下十分具体的、无法被遮蔽的女性困境,不论是否“穿好”了衣服,女性始终处于被凝视、被客体化之中,无权处置自己的身体,甚至身体本身成为一种被威胁、被处罚的对象——

穿着得体可以被扑倒,穿着裸露会被当作“荡妇”,而如果“扰乱了公共秩序”,成为“泼妇”,则可能在安保人员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被“不小心”扒光衣服。

这三起事件中,女性没有权力决定如何穿衣服,也没有权力决定能不能穿衣服,只要不符合男性想象中完美无暇、纯洁朴素的形象,对女性的审视与批判便似乎具有了天然的正义,而裸露本身即成为最大的惩罚,指向“肮脏”、“低下”的性羞辱。

此时,没有权力“穿”衣服的女性已经不再是完整地、与观看者同等地位的“人”,而成为有“问题”、“污点”,可以被随意处置的“物”。

02.

“泼妇”“荡妇”,新时代猎巫

“女人应该谨防自己的声音被外人听到,就像她们需要特别小心不要在外人面前脱下衣服一样。”这是玛丽·比尔德(MaryBeard)在《女性与权力》一书里,记录的公元2世纪一位权威人士的言说。

到了2021年,我们很少听到这样不加修饰的歧视话语了,但其中的某种逻辑在今天还依然存在,并且进行了一次赤裸裸的展示——性别、身体、话语权,是“西安地铁事件”的关键词。

它们构成了这样的底色:身体羞辱,作为一种试图压制女性权力的“惩戒”(sentence)。

尽管后来@西安地铁运营分公司发布了公告称,是“安保人员与其他热心乘客一起将该女乘客带离车厢”,并加以暗示乘客有“不文明行为”。

但核心问题是,在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安保人员需要动用到怎样的“带离”行为,以至于把一位女性的衣服撕扯至这样的地步?更何况,依据目前的法规条款,地铁安保人员为一般工作人员,并不具备这样的强制执法权。

网友@KKSiyuia向司予评论,这个新闻第一时间让人想起了《权力的游戏》第六季中,为了打压瑟曦的尊严,她被剃光了头发,全裸游街。因为对一位中世纪女性来说,这是比杀头更严重的终极惩罚。

值得注意的是,截止发稿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保安扒衣的主观性,但“当众扒衣”的行为,对女性却有着羞辱和威胁意味:“你敢反抗?那让你暴露身体,失去贞洁,抬不起头。”

这种惩戒行为的实施,正是建立在一种将女性身体视为“贞洁”,并将之与人身尊严所捆绑的基础上。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学者许子东在看理想节目《重读鲁迅》第一章中,谈论的就是鲁迅的早年作品《我之节烈观》:在女人的身上,压着“节烈”的鬼。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社会要求女性管理自己身体的两种极端方法,也是她们最高道德,“节”与“烈”,简单来说,女性不能改嫁,在受到性暴力前要赶紧自杀,以免自己的身体被“污染”。

“节烈”这两个字,原来是女性专用的,后来也用在了男性身上,但却往往用来指代一个人没有气节、晚节不保。对于男性的“节烈”来说,往往指的是思想、立场;对于女性,就专指身体、贞操。

在今天,实体的贞节牌坊已经不存在了。但隐形的道德牌坊仍然在审视着女性的身体,女性的社会评价依然被与身体联系在一起,她们被要求衣着得体,“保护好自己”。

而惩罚她们的最有力的方式之一,就是让她衣着暴露于大众之下——不管是过去的剃头游街,前几年经常被当作饭后新闻讨论的“打小三,把她衣服扒了”,或是出现在各种校园霸凌中的脱衣录视频羞辱。

这就是女性长期以来的所遭受的极端“规训”之下的一极:“惩戒”。

女性招致惩戒的缘由,常常是因为“权力”,而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权力还不是《权游》中瑟曦所代表的皇权与权威,如这几件事情所展示的,她们要求的往往只是一些再普通不过的话语权与基本权利。

“在女性公开声明立场的时候,为她们自己而战的时候,高声疾呼的时候,人们是怎么形容她们的?她们‘咄咄逼人’,‘喋喋不休’,‘哭哭啼啼’……招致攻击的并不是女性所说的话,而是女性在说话这个事实本身。”

——《女性与权力》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在西安地铁事件中,让许多人难过与愤怒的一幕,是女孩坐在地铁中,衣衫不整,紧紧抱住扶手杆,仍有人指责她“无理取闹”,女孩大喊回应“谁无理取闹?调监控!”。

而在舆论并未发酵的8月31日上午,根据网友讨论,就有许多微信群聊传播了那几个片段视频,并配上了没有证据的、以女性为主体的文字“一个女孩不戴口罩,被后续保安拖拽”,还有许多网络评论合理化安保人员的扒衣行为,“她要是不泼妇不闹,能有人扒她衣服?”

这一切话语,都旨在构建一个典型的“疯女人”形象。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描写的,中世纪德国有许多疯人塔装有窗户,被收费用以观看。疯癫是一种被观看的景观,疯人则完全成为了与人类无关的怪物。

而冷漠的围观与没有证据的“反转”“事实”,则构成了这种惩戒共谋的最后一环:合理化伤害行为,即使她被身体羞辱了,那也是因为她疯癫在先。

以前,只要指认一位女性是名女巫,她就会被随意处置。而今天,只要说一位女性是“泼妇”,她依然可以被随意处置。

03.

无孔不入的恐惧

你经常能在网络上看到反驳女性的调侃:如“化粪池警告”“三年血赚,五年不亏”,这些玩笑的内容和细节,恰恰反映了当下女性面临的困境:强奸、暴力、谋杀等等。

这些词语看似好玩,但对于每个女性来说,它意味着许多源自真实案例的实际恐慌。而运用这些话语,只会让其他女性沉默,带来生理不适。

毋庸置疑的是,频发的性别暴力事件几乎涵盖了女性生活的各个领域,职场、亲密关系、出行等等,使女性很容易陷入一种可能随时被伤害的恐惧情绪中,而这种长期的恐惧和警惕,是许多男性难以共情的:

害怕走夜路,不敢穿性感的衣服,点外卖要备注“**先生”、独居女性家中常备男鞋、乘电梯要后按楼层、坐出租之前要先给朋友或家人报备,在路上时刻警惕着司机的一举一动……

一系列研究指出,女性在公共场所中,相比于男性,更加经常地认为自己有被攻击的危险,更容易感到可能受到性暴力的伤害,而当一个人越是意识到成为重大犯罪的受害者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ta就会越害怕。

在一项1996年的研究中,研究者肯尼斯·费拉罗(KennethF.Ferraro)认为这近乎构成了一种“阴影效应”(theshadoweffect):对性攻击的恐惧,在方方面面影响着女性的生活。

《我的天才女友》

这种恐惧持久且难以排遣,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女性受害者与男性施害者之间较为悬殊的力量差距,当暴力事件发生时,女性基本很难反抗或自保,受伤或许是“必然”发生的事件。在最近几起事件中,旁观者的冷漠和懈怠,也让当事人更加无助。

而色情电影对暴力的美化、强奸犯及其受害者的文化刻板印象,以及防不胜防的“熟人作案”,也都在助长这种无处不在的恐惧。

更令人无力的是,因为相关机制的萎顿和缺陷,在巨大的“黑箱”面前,女性的恐惧情绪找不到一个得以疏解的现实出口,只有一轮又一轮的对机构、群众的信任崩塌。

前几日,阿里巴巴事件就很明显地表现出这种“上诉”机制的缺失,即便是一个偌大的现代企业,也无法第一时间妥善解决女员工的诉求,共谋者相互推诿、层层隐瞒。受害者不得不在员工食堂,以“喊话”、“发传单”的方式引起公众的注意。

同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被爆出的各种性别暴力事件中,往往是女性受害者需要不断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从动机到着装再到言行举止,任何地方都可以被放大,成为合理化对方侵犯的理由。

让我们再回溯前文提到的部分,北京酒店内男子骚扰女客事件中,被骚扰的女性在微博中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穿那件衣服,并强调衣服的正面并不暴露,不应该被误会成性工作者。

西安地铁事件中,有不少评论都强调女乘客本身阻碍了地铁的正常运行,保安的行为应该被理解,“安全员拖拽乘客的时候根本想不到乘客的不配合会造成这么大后果”。

《男性统治》一书中指出,“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它无须为自己辩解这一事实上: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中性的东西让大家接受,无须诉诸话语使自己合法化”。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Graeber)也提出过一个名为“诠释性劳动”(interpretivelabor)的概念,即“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里,通常是被压迫者不得不去理解这个体系的运作方式、理解两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即便作为受害者,女性也始终处在被质疑和审视的位置之上,在为侵害发声的时候很容易受到二次伤害。这也是女性恐惧普遍存在的原因。

《女巫》

而女性需要的只是能够“穿好”衣服,不必担心被不可预见的危险“扒光”,能够安全地在街道上行走,不用担心被随时扑倒,以及拥有无需在侵害事件发生后,不得不站出来解释“为什么是自己,而不是其他人”的权利。

《1982年生的金智英》的作者赵南柱曾在这本书的最后写道,“由衷期盼世上每一个女儿,都可以怀抱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

或许更重要的,是自由地呼吸在阳光之下。

参考资料

1.《许子东重读鲁迅》01.女人的身上,压着“节烈”的鬼,看理想App,许子东

2.《男性统治》,[法]皮埃尔·布尔迪,刘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女性与权力》,[英]玛丽·比尔德,刘漪译,后浪丨天津人民出版社

4.Condon,S.,Lieber,M.,&Maillochon,F.(2007).Feelingunsafeinpublicplaces:Understandingwomen'sfears.Revuefrançaisedesociologie,48(5),10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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