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司机事件:发展一定要有“阵痛”吗?

最近,一位名叫金德强的大车司机自杀了,起因是他的车辆安装的卫星定位行驶记录仪意外掉线了,他无法向执法者证明自己没有疲劳驾驶,因而被罚了2000元,这成了压垮他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大车所要安装的这个定位记录仪,在司机心目中是无常的象征,这不仅是因为它会出现无法预测的掉线(不论原因如何大车司机都会被罚款),也由于它高昂的安装费、培训费和每年都要续缴的服务费。

大车司机的绝望在很多行业都存在。我曾经和一个在夜市做饭的女摊主聊天,摊主对我说,管理人员认为他们的设备不环保,要求他们换上新设备,不仅要自己贴钱,还要再交一笔管理费,这使得她的丈夫不得不晚上跑去多打几份零工把钱赚回来。

类似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太普遍了。强制安装定位记录仪,其动机是为了保障司机及其他路人的安全,使驾驶的过程更加信息化;更换新的设备也是从环保和节能的角度出发,这些事情的动机表面上都不能说错,甚至似乎是非常先进乃至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的,可为什么却总是给人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真的可以轻描淡写地解释为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代价和“阵痛”吗?

很多人都认为,government从不重视到开始重视某些指标,这本身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尽管这个过程会出现“一刀切”以及必然带来的“切肤之痛”,但要看到“大方向还是在进步的”。的确,我们这个社会总是容易在极端滞后保守和极端激进先锋之间来回摇摆,当我们受够了极端滞后所带来的困扰麻烦,突然看到转变时,会油然而生一种“上面终于重视起来”的欣慰感,并认为那些抗拒改变的都是落后分子守旧分子。

然而在这个剧烈的震荡过程中,也有一些东西始终没有变化,那就是自上而下的评价考核机制以及对“什么是先进”的定义权仍然掌握在一个中心手中,即一元化的权力结构没有改变。而这一点如果不改变,不论大方向如何调整,都必然造成大趋势对个人的碾压,而这种碾压不论冠以何种理由,都是不可能产生先进的东西,甚至增加了大量滥用职权和腐败的机会。也就是说,先进与落后并不在于具体的行为怎么做,而在于是否尊重了人们的自愿、自主和独立性,只要人们的自主性没有获得增长或者这种增长并没有获得正式承认因而处于随时都可能被剥夺的状态,那么都不能算是进步,即便是“致富”这种看起来人人都不反对的好事情也不能强制(即“逼农致富”)。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1995年安徽省养牛户葛维连成了著名人物,他善于养牛,这引起了当地官员的重视,他们决定把葛树立为正面典型和模范,给他火速修建了别墅(声称是免费的),还帮他强征来了一大块地,目的是为了让外来的人参观学习,但在参观完毕后,葛就迅速受到了冷落,这个时候官员告诉他修建房子的钱需要他来承担,最后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牛全部卖掉偿还工程款。

像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从不许致富到强制致富,看似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内核始终没有改变。因为大方向的正确与否,跟与微观领域中的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政绩考核指标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与真实的具体的人的需求之间有距离和偏差,任何一种“先进”的方向,都无法代表各方各派的利益。长远来看,社会的进步只能是无数个微观的具体的主体及其代理人们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通过反复的博弈、谈判、妥协逐渐实现的,这个发展的过程虽然缓慢,但却是锻炼了人们的协作能力,是具有自发性自主性的,因而也是可持续的,这个过程虽然也会显现出一种历史的大趋势,但这种大趋势对具体的个人并无强制性,个人有选择的自由。而那种靠自上而下的动员体制所带来的表面上的“进步”,尽管在气势上很宏大,但由于这种动力归根到底是由外部注入和不可持续的,民众本身是被推着走的,因而也容易“来得快去的快”,反复上演“一哄而上”——“瞎折腾”——“一哄而散”的剧情。

李慧敏,2021.4.9,于渤海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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