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山:43年,无腿登上珠峰

“可能要送命的。”

43年前,26岁的夏伯渝截掉了双脚。43年后,69岁的夏伯渝决定第五次攀登珠穆朗玛峰。2018年初一天的凌晨4点,他翻身起床,拿起硅橡胶做的假肢,把缺了三分之一的小腿塞到假肢接受腔里,开始训练。

他背着妻子马怡,偷偷在自己屋里练。离登山季还有一年半,他就提早一小时起床,加了训练量。20斤重的背心形沙袋,自己用白布缝的,他空腹穿上。下蹲,每组150个,10组。仰卧起坐,每组30个,6组。俯卧撑,每组60个,6组。背飞,每组静止不动1分钟,6组。引体向上,每组10个,10组。做完全套动作,他吃早饭,洗漱,下楼骑自行车,去爬香山。

马怡早看出他的心思。这套流程马怡看着他做了四十几年,中途有过几次中断:1993年再次截肢的时候,1996年得淋巴癌的时候,2016年左腿长血栓住院卧床的时候。以前,他都是5点起床。得了血栓,出院之后倒提前了一小时加量训练,马怡立马明白,这是登珠峰的信号。

马怡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又要去登珠峰了?夏伯渝承认了。马怡无奈。

马怡退休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秦汉史,为了支持丈夫攀登珠峰,她把他登山的故事写成小人书讲给儿子听,还同意他把房子卖了筹集登山经费,一家三口住在孩子姥爷38平的小两居里。但丈夫每次登山她都担惊受怕,尤其这次,腿上长血栓不是小事,可能要送命的。

马怡警告夏伯渝:一定要大夫同意,没有大夫同意是不行的!其实劝也没用,夏伯渝这辈子,就这一件事。每次下山都说最后一次,每次都有下次。质疑声、反对声,他习惯了。哪怕在爬珠峰时碰上的登山客,也有人不是称赞他身残志坚,而是说这么大年纪花钱找罪受。

批评不让他痛苦,失败让他痛苦。两年前的那次失败,夏伯渝遗憾极了。快要登顶的时候,高空风刮起来了,他还想往上爬,向导拼命跟他挥手:Dangerous!那一刻,他离峰顶只有94米。

下撤路上,他碰上正往上爬的中国登山者。对方邀请他对着摄像机镜头说几句。他摘下氧气面罩:“刚才我们登到8750米,赶上大风,什么也看不见……”刚说了一句,掉了眼泪。

1975年第一次爬珠峰的时候,他觉得光荣极了——勇攀世界第一高峰,这是国家任务。他和队友要创造“一次登顶珠峰人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后来,9名队友登顶,成了为国争光的英雄,他从山顶不远处下撤,失去了双脚。之后四十多年,登上那座最高峰,成了他自己的事。

今年登山证一到手,夏伯渝就把儿子叫到家里,他有事交代。

往年出发前,他会把家里的事跟马怡讲一遍:什么时候该交水电费、家里买了什么保险、银行卡的密码是多少。今年,家里有了新情况。儿媳给他添了孙女,马怡做了手术,往脊椎里钉了钉子。吃饭时,他交代儿子请个阿姨照顾马怡。他愧疚,但是“为了理想,顾不得这些”。

夏伯渝找医生做了检查。“她(马怡)警告我,所以我先到医院去检查,等做检查同意了,先把她的嘴给封住。”医生给他开了血栓抗凝药,叮嘱这药是救命用的,登山的时候不能吃,万一受伤,会导致伤口血液不凝结。

临行前,马怡请了一个小银葫芦,让他戴脖子上,保佑性命。

不能算登山圈的人

就在登上飞机前两个多月,夏伯渝对珠峰的第五次尝试,差点儿直接取消。

2018年1月,夏伯渝接到麦子的电话:尼泊尔的登山禁令要执行了。麦子是高山沸腾探险公司的老板,想让夏伯渝做她的客户。“高山沸腾”为商业登山客提供协作攀登服务,通常收取4万~4.5万美元佣金。夏伯渝这样需要多名向导的客户,费用更高。拿下夏伯渝这样的客户不只意味着商业回报,倘若登顶成功,将迎来大批登上媒体的机会。

禁令意味着夏伯渝的登山证不能获批,原因是尼泊尔旅游部出台禁令,禁止双侧截肢者和完全失明的攀爬者攀登珠峰。实际上,禁令已经发布了两三年,一直没有严格执行。夏伯渝马上找其他探险公司核实消息,得知这一次是动真格的了。

夏伯渝感叹“有时真觉得老天爷对我太不公平”。赞助商柯庆峰有点儿被吓到了,认识七八年,没见过他情绪这么低落过。

夏伯渝坚信自己的能力毫无问题,早就该登顶了。但每次尝试都会遇上坏事——2013年不慎摔伤,错过登山季。2014年,他抵达珠峰大本营,却赶上了尼泊尔登山史上最大的一次山难,16名夏尔巴向导丧生,当年攀登全部取消。2015年他再次尝试,尼泊尔又发生8.1级地震,引发珠峰雪崩,近40年来首次无人登顶。2016年,他离顶峰只有94米,突然刮起大风被迫下撤。这一次,连登山证都要拿不到了。

麦子本想争取和夏伯渝合作,但事情搁浅了。事后回顾这件事,她觉得纯从商业角度考虑,跟夏伯渝这样的客户签约其实很冒险:年龄太大,还是残疾人,风险极大,而商业登山公司是要靠登顶成功率和同行竞争的。另外,她觉得夏伯渝每次尝试都有一大堆赞助商、媒体跟着,对登山是“严重的干扰”。“所以有人愿意帮助他去做这件事情,已经是了不起了,”麦子顿了一下,接着说:“当然他们也从夏伯渝老师身上赚到了不少的钱。”

夏伯渝的赞助商柯庆峰做户外影像生意,此前对登山不感兴趣。2017年夏天,他主动找到夏伯渝,愿意帮忙搞定所有赞助,还要给他拍纪录片。夏伯渝很高兴,这意味着他不需要动用卖房的钱了。但柯庆峰提出条件,要做夏伯渝的经纪人,负责所有商业上的事。他强调,主要是帮老人家实现梦想,不是为了赚钱。

禁令的实施,夏伯渝很难过。但他还是日复一日地不停训练,几十年一直这样,突然让他停下来,他不知道该做什么。

这么多年来,在登珠峰这件事上,他总是独来独往。柯庆峰觉得,夏伯渝不能算登山圈的人——“圈里人会不断登不同的山,攀完一座想另一座,但他一辈子心里只有一座山。”

柯庆峰有别的打算。他给夏伯渝安排了为期一年的航海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在全世界积攒粉丝”。他找了车的赞助、船的赞助,希望夏伯渝能配合他的想法。夏伯渝对航海没什么概念,但还是答应了。

那段时间,盯着夏伯渝的不只是柯庆峰和麦子。春节前,夏尔巴人明玛·G来北京拜访夏伯渝,希望能与他签约。明玛·G原本是麦子公司的员工,那时自立门户不久,希望吃下夏伯渝这笔大单。(编者注:夏尔巴人,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拥有极强高海拔行动能力,为各国攀登珠峰者提供协助。)

当时有一场针对禁令的诉讼。一位盲人和一位右腿截肢的残疾人发起了这场人权官司,世界人权组织将尼泊尔政府告上法庭,事情越闹越大,后来有300多人参与,明玛·G也在其中,为他们搜集证据。

官司打赢了,夏伯渝拿到了登山证。他把马怡请的小银葫芦挂在脖子上,再也没取下来过,希望能有好运。他不想再经受折腾了。

意料外的灾难

2018年3月31日,夏伯渝登上了去往加德满都的飞机。再往后,七十多岁了,他害怕自己没有力气了。

43年前第一次登珠峰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1975年1 月,珠峰北坡。中国登山队队员夏伯渝随队伍进藏,沿途兵站接待,部队拿出最好的食物,运输团的汽车排长队送行;队伍到了拉萨,上万人在布达拉宫广场载歌载舞,欢迎勇士们的到来。

夏伯渝人生第一次攀登高峰,就爬珠穆朗玛峰——光荣的国家任务。他至今仍能条件反射般地流利讲出那次登山的历史意义:“中国要树立登山大国的形象,登山队的任务是创造一次性登上珠峰人数最多的纪录、创造首位女性登顶的世界纪录。”

自1953年人类首次登顶珠峰起,其后几乎所有登顶都在尼泊尔境内的南坡诞生,北坡被称为“飞鸟也无法越过的山峰”。1960年,中国宣布3名登山队员从北坡登顶,但没有留下照片,在国际登山界受到争议。

夏伯渝要和队友从北坡创造世界纪录。当登山队员之前,他是青海机床铸造厂工人;“文革”之前,他是体校从小培养的足球苗子。1974年,登山队到青海招人,免费体检。夏伯渝长那么大没体检过,报了名。直到被选上他还不知道登山是什么,打算爬完回去踢球。直到进了藏,他才在欢呼声中感受到任务的光荣。

队员们大多是藏族,长期在高原生活,对高海拔适应性强。但夏伯渝也不逊色。第一次到海拔7000米以上,他没有高原反应。他一年四季都用冷水洗澡,在大本营训练时,别人穿鸭绒服,他只穿一套红色的绒衣,队友叫他火神爷。

在珠穆朗玛峰脚下,他第一次看见旗云:云飘在山峰的一侧,旗子一样展开。这是珠穆朗玛的独特天象,他被壮观的景象震撼。

队伍自己修路建营,结组绳攀登。 夏伯渝他们最高在8600米建起过渡营地,离顶峰只有200多米。一顶单层帐篷里住四五个人,人呼出的热气在篷顶结出一层白霜。帐篷摇起,霜像雪一样落。

真正的难关,还在后面。往上去,将近5米高的峭壁是到达顶峰唯一的路——“第二台阶”。这是北坡难以征服的原因,从1921年开始,英国人7次到珠峰北坡侦察、攀登,均止步于此。1924年,登山家马洛里和欧文因极端天气在此失踪,过了75年,遗体才被发现。

难题当头,天公偏偏也不作美,山上刮起十级大风。夏伯渝和队友们守在山上,背着梯子等风停,每天都有人下撤。留下的人两天三夜没东西吃,耗光了氧气。任务暂停,队伍下撤等待天气好转。夏伯渝记得自己和三个藏族人结成一组,下撤到7600米的路上,队友次仁多吉体力透支,其他人又拉又拽。次仁多吉解开背包带休息,站起来时丢了背包,睡袋也在里边。晚上扎营,他坐在帐篷角里蜷成一团。

此时的夏伯渝并未意识到,一场灾难将落在自己头上。

几十年后,当时的情景难以考证。夏伯渝后来面对媒体时的表述是: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心里很不好受。想到我是火神爷,觉得自己不会冻伤,就把自己的睡袋让给了他。

第二天,队伍下撤到6500米营地。夏伯渝发现自己的靴子脱不下来,队友拉也不行。大夫用剪刀把靴子剪开,双脚冰凉,没有知觉,无法动作。大夫用40℃的水帮他敷温,他心里盼着,过了夜就能缓过来。

可是天亮了,脚还是动不了。他被牦牛驮下山,被人背进大本营,又跟着其他受伤的人下撤到西藏军区总医院,再回营部。

两只脚从粉红变成紫红,再发黑、干瘪。此前下撤的队友们重新整理行装,再次尝试登顶。夏伯渝却被送回了北京。

1975年5月27日,北京时间14时30分,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全中国。9名登山队员完成了国家任务,中国登山队创造了登山史上前所未有的集体登顶人数,首次测得了珠峰8848.13米的海拔高度。夏伯渝先前和队友们背上山的梯子被架设在“第二台阶”,之后几十年里,“中国梯”成了人类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必经之路。

胜利的消息从广播里传来,夏伯渝正躺在病床上,等待医生截掉自己的双脚。他哭了,高兴也失落,想到自己在8600米的时候体力挺好,还没吸过氧。他觉得自己应该是这9个人里的一个。

“ 不要对单位存在什么幻想。”

截肢不是那段时间唯一让夏伯渝难过的事。登顶之后,队伍撤回北京,把夏伯渝的母亲接来了。母亲到达的前一天,组织告诉夏伯渝,父亲没了。父亲因癌症去世是5月4日,那天他正在尝试突击顶峰。进藏的时候从北京走到青海,父亲在医院嘱咐他,你完成国家给你的任务,我这儿有医生护士照顾,你留在身边,没有用处。

他再次回到北京,父亲不在了,他等着做截肢手术。母亲来北京看他,说愿意用自己的脚移植到儿子的腿上。但母亲很快走了,她不知道如何面对儿子的惨状,夏伯渝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以后的生活。

1975年夏天,医生截去了他的双脚。组织给他记上了三等功,但荣誉抹不平残疾的痛。手术过去半年多,他天天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什么都不想做。

转机是年底出现的。体委请了一位德国假肢专家来会诊。他告诉夏伯渝:安上假肢不但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还可以再登山。

夏伯渝一下子兴奋了。不少人说这是在安慰他,但夏伯渝不愿意相信,他只愿意相信这个专家的话,他感受到了希望。专家说中国的设备太简陋,他做不了这样的假肢。夏伯渝就给单位打报告,要到德国去做。

他在骨科病房拼命做康复训练:把沙袋绑在大腿上,躺在床上,像骑自行车一样蹬腿;俯卧撑和仰卧起坐也在床上做,出院前练坏了两张病床。他需要刮骨促进肌肉生长,但打麻醉的话起码两天不能训练,那就不打。刀片刮在骨头上,发出嘎巴嘎巴的声响,整个人像触电一样发抖,医生只好把两条腿捆在手术台上。

住院两年多,伤口处的骨头终于长到了能安装假肢的程度。他穿上了假肢:底下一个脚形木板,凹槽里垫着羊绒毡,脚踝下的残肢踩在毡子上,木板连着两根铁条,用一块皮子连在腿上。坐得太久了,站起来一下觉得自己高了。训练有效果,他腿不发抖,可以迈步。残肢长了一层薄肉芽,外面是疤一样的皮肤,一走起来假肢嘎嗒嘎嗒响,身上所有分量都压在残腿末端。疼啊,但是心里高兴。

截肢后将近十年,夏伯渝都感觉脚还在身上;之后二十几年,他都不能接受自己成了残疾人。他总觉得残疾人在别人眼里有点儿影响市容。夏伯渝在步态上下了很大功夫,假肢磨得再疼都要站着,他反复调整走路步态,尽可能像健全人,一年四季穿长裤,把假肢遮起来。他训练自己骑自行车,穿假肢转弯不方便,他就把车座拔高。他在裤脚上钉两个摁扣,骑车前扣上,这样可以不蹭机油。

经护士介绍,他认识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马怡。马怡小时候脊椎弯曲,得这个病,等年纪大了会压迫肺部,呼吸困难。1983年,两人结婚。1984年,儿子出生,起名夏登平,小名登登。夫妻俩对“登平”的理解不一样:马怡理解为“登山平安”,夏伯渝寄托的心愿是,登山如走平地。

失去双脚的日子并不好过。夏登平忘不了高中时的一天,放学看见父亲在家里坐着,夏伯渝说,我今天摔了,很疼,坐了好久才起来。那天他骑车出门,右脚假肢滑出去了,他没发觉。自行车倒了,他本能地想用右脚假肢撑地,结果残肢直接戳地上,痛得他仰面躺在马路上。一堆人围着他,看他蜷缩身体抱着残肢发抖。警察把他扶到路边,夏伯渝疼得动不了,歇了好久才穿上假肢,又被警察送回家。

夏伯渝参加残疾人运动会,入场式是坐轮椅的残疾运动员在前,教练在后,夏伯渝主动退到后面推着轮椅。有时候别人把他认成教练,问他教什么的,他特别高兴。

他本来不愿意参加残疾人比赛。出院养伤时,他的关系还在登山队,负责残疾人运动的人来找他,劝他:你本身就是体育人,你都不出来参加,怎么好去动员别的残疾人出来呢?

夏伯渝想了想,同意了。就跟当年接受组织指派的登珠峰任务一样。举重、轮椅篮球、轮椅乒乓球、轮椅投掷……他专业运动员出身,总能拿奖。

日子久了,夏伯渝对残疾人运动的态度渐渐变了。不停参加比赛,帮他挨过了好多年。残疾人因无事可做而状态消沉甚至寻了短见的,并不少见。参加比赛让他远离空虚,更让他建立自信。随着身体日渐强壮,再登珠峰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无论夏伯渝参加哪种运动,在儿子心里他都是个登山队员。夏登平小的时候家里有本连环画《登山的人》。书很薄,主人公登登有个在登山队工作的爸爸,攀登珠穆朗玛峰时把睡袋让给队友冻坏了脚,伤一好就锻炼身体,到残疾人运动会上拿奖牌。

这本书是马怡给儿子写的,别人画成画,夏登平看着它长大。他为爸爸骄傲,看爸爸穿假肢就像妈妈穿鞋一样平常。他也记得那时爸爸总是住院,一到周末,妈妈领他去医院看爸爸,坐好久的公交车,再换公交车。那时夏伯渝的残肢经常磨破,大夫嘱咐他卧床,他天天锻炼,弄点儿纱布绷带,自己换药。伤口长久地坏着,1993年又截了肢,锯掉小腿的下三分之一。没了脚踝,伤口不那么容易破了,也能更好地参加运动。

3年过去,夏伯渝发现自己左腹股沟有个疙瘩,去检查,淋巴癌中晚期。久不愈合的伤口导致残端发生了癌变,转移到了淋巴。他动完手术,肿块又长出来,来来回回4次。夏伯渝觉得自己快死了,二十几年的努力白费,珠峰登不成了。 熬到住院放疗,“一个病房里住6个癌症病人,每个病人床前围一堆人,一天到晚哭哭啼啼。”他觉得病房气氛太消沉,骑车回了家。体重和头发都掉得厉害,全身指标都低。他坚持锻炼,每天早上骑车去医院放疗,下午回家。

对于医生的建议,夏伯渝并不全听。医生说,鱼啊、肉啊不能吃,是发物。但他想着长肌肉,照吃不误。

2000年,参加完上海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夏伯渝从比赛上退下来了。年龄大了,他想全身心地为登山储备体能。他回到原单位上班,运动三司已经更名为登山协会,安排他管理档案。他住在北太平庄的两居室里,9点到岗,5点起床训练,然后骑16公里自行车去单位上班。周末去登香山,或者在森林公园快速走圈10公里。

但是要登顶世界最高峰,只靠自己是不够的。当年是为完成国家任务遭遇事故的,他觉得要再次攀登,自然也得依靠组织。登山协会的人也都知道他一门心思想登珠峰,这不是秘密。但他跟办公室领导提了很多次,“就是希望单位能帮助我完成这个任务”。答复总是“可以可以”、“同意同意”,但说完之后,总是没实际动静。

3年过去,2003年,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日子,办公室主任来找他聊天。

听说你要登珠峰?

是啊。

想让单位帮助你完成登山的梦想这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得自己走上去才行。

事后回忆起那个下午,夏伯渝觉得那是一个启示:“不要对单位存在什么幻想。”

过了28年,他终于明白了,国家任务早已结束,攀登珠穆朗玛峰,是他自己的事了。除了自己,不要试图指望谁。

真正有转机还是组织起了作用

收到主任的拒绝,夏伯渝不顾家人反对,卖了房。

二十多年过去了,登山运动的意味已经变了。攀登珠峰不再是国家政治任务,逐渐演变成了一项非专业人士也能染指的商业项目。商业攀登机构出现了,它们雇用专业高山向导,其中以先天擅长登山的夏尔巴人最为出色,这让业余登山客也能实现登顶珠峰梦。代价,是要付出昂贵的金钱。

夏伯渝打听了商业登山的价格,一个健全人,大概需要20万。他一个月工资三千,除了把单位分的房子卖了,想不出别的路了。家人反对,他不管,让一家三口住在岳父家38平米的屋里。

那套房子1987年单位分了之后没住过,马怡原本是留给儿子当婚房的。但夏伯渝不这么打算,“我根本就不想这些,我就想继续登山。”他觉得对家人愧疚,但是房还是要卖。马怡不是很支持,但拿他没办法。那时候没人知道他,除了卖房从哪儿找钱?

房子卖了100多万,但登珠峰,不是有钱就行的。有件事他无力掌控,假肢不达标。早在截肢那年,他就打了去德国做假肢的报告,后来都没消息。

直到2018年,夏伯渝应邀前往尼泊尔大使馆做分享的路上,坐在车里说,自己管档案的时候又见过这份报告:“那上面领导都批的‘同意’,可是我就不知道这个报告为什么没递到我手里。我很奇怪。但是你也没法找了,领导都换了好几茬了。”

他和北京假肢厂打了几十年交道,一有新技术就能知道。可是几十年里假肢技术发展缓慢,卖房的时候,他穿的假肢还是木头的。将来能不能行,谁心里都没数。但夏伯渝坚信技术总会进步的,总有一天,一定行。但等了四五年,假肢技术进展缓慢。

2007年5月,华硕在体育总局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为奥运火炬试登珠峰招募志愿者。第二年的北京奥运会上,火炬要在珠峰峰顶传递。在一份此前发布的“2008年北京圣火登顶珠峰的安排计划书”上写着,5月10日为火炬登顶庆祝仪式。与三十多年前一样,这是又一次关于珠峰的国家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媒体报道中,对登顶路线的形容是“已经被大家走得像大路一样”——登上珠穆朗玛峰早就不是世界纪录了。

活动是和登山协会一起办的,夏伯渝单位的人必须到场,他去了,坐在观众席。招募的志愿者工作内容之一,是清理回收垃圾。听着志愿者也能上珠峰大本营,他举手要求参加。曾经差点儿为国争光创造世界纪录的人,过了三十多年,主动要求扮演为后来者捡垃圾的角色。

台上领导笑着跟赞助商介绍了他的经历。事后他得到消息说,名额已经满了。

第二年奥运火炬正式登顶,华硕又办了志愿者活动,主动联系了夏伯渝,同意他加入志愿者团队。就在那年,假肢技术恰好有了进步,他高兴坏了,按想象请北京假肢厂做了玻璃钢假肢,追求轻、稳,为了不穿鞋,假肢上直接安着一块鞋底。

他终于又一次站在了珠峰脚下。云飘在山峰的一侧,旗子一样展开。旗云,珠穆朗玛峰的独特天象,他又一次看到了。

按活动规定,志愿者只能待在海拔7028米的大本营里。帐篷外有座100多米的小山头,上面有武警守卫,夏伯渝来了兴致,穿着玻璃钢的新假肢,爬啊,爬啊,一直爬到武警下边。

下了山,夏伯渝兴奋了,目标看上去也没有那么遥远嘛!当年10月,他去登6178米的玉珠峰,当作登珠峰的热身。到了5800米,山上雪崩,下撤。第二年,他准备登海拔7509米的慕士塔格峰。

到了第三年,组织来找他了,但不是来支持他登山的。登山协会的领导劝他推迟一年登山:明年在意大利有首届世界残疾人攀岩锦标赛,你去参加。

夏伯渝马上60岁了,十年没参加过残疾人比赛了,不想再跟年轻人拼名次了。但领导看中他长期训练,体能好:第一届比赛没经验,你取点儿经验回来,为国家的残疾人运动作一些贡献。那年,中国没有参加过残疾人攀岩项目,残联也没有现役的残疾人登山运动员。

领导还说:你登山的事,组织上会再考虑。

夏伯渝想了想,还是同意了。

实际上,他以前没练过攀岩。但只要参加比赛,他就不想表现得像个外行让人耻笑,跟国家攀岩队集训了两个月。真正比赛的时候,他拿了难度和速度两块世界金牌。

回到国内,他陷进了鲜花和掌声的包围里——中国残疾人体育精神奖、CCTV体坛风云人物……奖项来了,媒体记者也来了。夏伯渝讲了自己要登珠峰的心愿,记者们兴奋了,六十多岁了,没有脚,还要登珠峰,这可是好故事!

记者们扛着摄像机进了夏伯渝38平米的家里,让他面对镜头做出各种动作:背着自己缝的沙袋做蹲起、把残肢架在床上做俯卧撑、骑自行车,把裤腿挽上去,露出假肢。

相机闪光灯不停闪烁,夏伯渝努力保持微笑,心情有些复杂。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爬上去,但事情真正有转机,还是组织起了作用。

“我不接受。”

一次计划外的夺冠,让夏伯渝活在了关注的目光里。但是,关注和理解、认同、支持,是两码事。

2015年3月,他上了《中国梦想秀》。如果能打动观众,他能拿到10万元梦想基金。但现场基调是劝他别再折腾。有嘉宾说:“人生应该永攀高峰,但不一定非要用一个高度来证明自己。”主持人周立波说:“我觉得已知天命,就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生命很美好,而且你已经够英雄了。”

观众投票环节,达标票数是240票,他只拿了177票。10万元没拿到。

下节目不久,他到了珠峰大本营。偏偏,赶上死亡八千多人的尼泊尔8.1级地震,暴雪吞没了离他只有半米的帐篷。借卫星电话跟家里人通话时,他没有心情说更多了:“地震了,我没事。”

2015年登山之前,央视邀请他录制《挑战不可能》,导演王若木说,他的故事是感动人心的“big story”。但是上这档节目,光能让人感动是不行的,还得当众表演挑战极限,让观众惊叹。节目组给定的形式是攀岩,从大本营回来,7月5日,夏伯渝又住进拍摄基地训练一周,他一次就爬上去了,很顺利。节目组瞒着他,请来了1975年登山的6位老队友,在基地里藏了两天。

录制那天,夏伯渝攀岩成功,在台上演讲。主持人撒贝宁让他回头,老队友们在后面站成一排。40年了,他们没见过面。夏伯渝哭了,大步上前,和他们拥抱。撒贝宁问:如果夏先生向您发出邀请,说走,老侯,明年咱们一起再去登一回珠峰,您干吗?

我干!保证干!77岁的侯生福举起握紧的右拳。他是第一个登上珠峰的汉族人,先后6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大家泪流不止,纷纷跟着表态。

但是激昂的情绪很快就退去了。录完节目他们一起吃饭,互留了联系方式。夏伯渝后来觉得,留了也没什么用处。浏览队友们的朋友圈,过的是另一种人生:带孙子、旅游、安度晚年,还在登山的,只有他了,并没有人像节目上说的那样陪他。

这个节目之后,开始有人认出他,夏伯渝出名了。他坐公交车去假肢厂,一位老太太给他让座,身边人说她,都70岁的人了还给别人让座,老太太说:他没有脚还登珠峰,我在电视上见过他。登香山的时候,总有人要他停下来聊两句。他只好专找人少的地方爬,开辟了一条新路。

2016年,他又想尝试。上了电视后,陆续有赞助商找到他。但也有之前给钱的赞助商,觉得没什么回报,不愿给钱了。拿了钱却没办成事,他觉得愧疚。

所有赞助算下来,还有七八万的缺口,他拿卖房的钱填上了。

出发前,有人带他去雍和宫,请住持给装备开光。到尼泊尔,又被人带着去大佛塔,请喇嘛来做煨桑仪式。他不信这些:之前做煨桑仪式,第一次碰上了雪崩,第二次碰见了地震。但他还是照做了,别人的好意,怎么拒绝呢?

赞助商、媒体、向导……曾经他以为,没了组织撑腰,登珠峰是他一个人的事了。但现在,他得背负着一群人的期待往上爬。

到了珠峰大本营,总有人去探望他,麦子也是其中之一。夏伯渝住在爬进爬出的帐篷里,两人一见面,夏伯渝就问她有没有牛肉吃,说夏尔巴人做的咖喱饭口味不习惯,实在是咽不下去了。他的残肢青肿,让假肢磨得血肉模糊。

但并不是谁都在意他的痛苦。2014年第一次见面时,麦子曾经提醒夏伯渝,把裤腿放下来,夏伯渝不愿意,说裤腿垂着会碍事。他不知道,不止一个人跟麦子说,很反感夏伯渝总是把裤腿卷起来,觉得他博人眼球,赚同情感。

麦子差点儿哭出来。条件好的登山客在大本营住一房一厅的立式帐篷,有营养师配餐。她知道夏伯渝有赞助,为什么条件这么差?她怀疑钱被夏伯渝身边的人乱花掉了。

夏伯渝的营地里有5个夏尔巴向导,一支优酷的直播团队,优酷还雇用了两个高山摄像。麦子觉得没有真正能关心他心理跟生活的人。但这么大的阵仗,“他强打精神,已经像一个弓箭上了弦一样,飞不回来了。”

所有的压力,在离峰顶还有94米时,随着突然而至的高空风一并袭来。夏伯渝心里明白,想要活着下山,除了立即下撤,没有别的选择。但他第一反应还是要往上爬,只要能登顶,死也值了。

“Dangerous!”他正要往上,夏尔巴向导不停冲着他比画手势。夏伯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珠峰一侧,一团乌云正在逼近。再回头看看,5个夏尔巴人都眼巴巴地望着他。他们都20多岁,正处在向导生涯的巅峰期。夏伯渝想了想,还是决定下撤。“我不能为了自己的理想不顾他们的性命。”

往下走的时候,支撑他登顶的那股劲儿一下就没了。总是摔跤,一摔倒就不想起来。这是第四次失败了。后来他收到消息,受大风的影响,山上死了6个人。

回国之后,央视《开讲啦》邀请他作演讲。他有些意外:失败者的故事,也会有人喜欢吗?

演讲结束,一个年轻人拿起话筒质问他:“严格意义上来说,你第一次攀登珠峰差了200米,这一次差了94米,你并没有成功登顶。对于自己的评价如果说是一个失败者,你能接受吗?”

年轻人举起的小黑板上,写了三个关键词:“失败”、“放弃”、“平凡”。夏伯渝两手垂在大腿两侧,一字一顿地答:“我不接受。”

他努力保持微笑:“失败是你没有能力达到你的目的,自己高估了自己。我没登上去主要是因为天气的问题,天气好再给我一个半小时我就能够上去。我为了这个目标奋斗了40年……”

那天,他在舞台上站了4个小时。过了几天,左腿突然肿了,小腿跟大腿一样粗。送到火箭军总医院一查,残肢上长了斑块,是血栓,易引发心梗或肺栓塞,有生命危险。医生当场留他住院,并要求他半年内不能剧烈运动,必须卧床静养。

但只卧床休息了65天,夏伯渝又开始为2018年冲击珠峰做准备了。

“站在山顶上,我什么都没看见。”

登山季,珠峰南坡大本营的天是6点多钟亮起来的。每天这时候,夏登平爬出睡袋,走过一个小山包,去公用帐篷里吃早餐。

他不是和夏伯渝一道来的。5月8日凌晨3点,在大本营适应性训练二十多天后,夏伯渝踏上了冲击顶峰的路。夏登平躲在他身后30多米,用手机拍摄父亲的背影。这时,他已经在大本营“藏”了4天,夏伯渝不知道。

对没有双脚的人来说,登山最大的障碍,在于对地面缺乏知觉。是高是低,是平是陡,都感受不到,只能一路低头靠眼睛看。假肢的踝关节设计了调整角度的部件,但不实用,上山只能用脚尖,下山只能用脚跟,脚与地面接触面积小,不但容易打滑,也让小腿和假肢接触的部分承受更大压力。

有时雪太厚,一脚踩下去,假肢拔不出来;有时坡太陡,五六十度的大冰坡,脚下稍一泄力,就会滑下去;有时路太窄,二三十厘米宽,一步踩错,就要坠入深渊。前往8400米的C5营地时,短短20米的路,既窄又斜,夏伯渝走了半小时。

攀登了7天, 北京时间2018年5月14日10时41分,夏伯渝终于实现了毕生梦想。惦记了43年的珠穆朗玛峰,他站上去了。

30分钟、20分钟、10分钟。即将登顶的时候,他通过对讲机和大本营同步进展。登顶消息传到大本营,庆祝开始了。人们敲响营地里的盆和桶,边唱边跳,一把一把的面粉被涂到人脸上。

对夏登平来说,他最期待的时刻还未到来。他等候着父亲安全下撤,盼望着自己的出现能给父亲一个意料之外的惊喜。下撤两天后,他和柯庆峰收到了还有一小时到达的消息。但等了好几个小时,夏伯渝还是没出现。夏登平渐渐有些着急了。

正担心的时候,夏伯渝从珠峰C2营地搭直升机飞抵南坡大本营。夏尔巴向导把他抱下飞机,没穿假肢,人短了一截。夏伯渝被放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柯庆峰朝他走过去,他远远认出了石头上的老头儿,越走近越不像。到跟前,柯庆峰哭了:没腿的老头儿脸肿着,变了形,黑色的冻伤浮在红脸蛋上,一边一块。残肢在石头上直哆嗦。

“活着下来就好。”夏伯渝说。

柯庆峰回了趟营地,把他儿子领过来。从营地到停机坪走了20几分钟,老头儿还在石头上坐着,身边围着记者。夏登平从爸爸背后绕过去,在他身边坐下。他说“爸,我来了”。夏伯渝一扭头,有点儿惊讶:“你怎么来了?”儿子拿出保温杯给他递热巧克力,他喝了点儿,几个指尖也黑了。夏登平问他知不知道自己有多火,“你上《新闻联播》了”。

下撤的路上,险象环生。登山镜结了冰,以往只是起雾,蹭一蹭就没了,但这一次必须摘掉手套,用手把冰一点儿一点儿抠掉。短短几秒钟,手指就结了冰,冰又灌进手套里,融化、结冰、融化、结冰,冻伤了三根手指。

连续攀登近十天,他小腿严重肿胀,假肢卡不进去了。他忍着剧痛往里硬塞,但还是塞不到底,小腿末端是悬空的,发不上力。下撤到7900米左右时,他脚下一软,整条腿卡在了冰裂缝里。

那一刻,他感受到了真正的恐惧。他一动都不敢动,不停呼叫夏尔巴向导过来帮忙。他害怕假肢掉落在冰缝里。海拔8000米左右,万一如此,他注定无法活着下去了。

他用绷带把假肢固定起来,临到大本营时,高强度攀登下,他的登山杖已经折了。夏尔巴向导顺手扔了,他一下急了。向导说,已经坏了。他大声喊道,坏了我也要!他起身去找,只找回一根,断了半截。

比起下撤时漫长的惊险,登顶时的情景,却比他想象得要平淡许多。登顶之前,夏伯渝无数次地设想着站在山顶的样子。他甚至连拍照要摆的姿势都想好了两套:一套脚蹬冰雪,一只手高举登山杖指向天空;一套要把国旗举到胸前。

真正登顶的时候,他站在崖边往下看,底下全是白云,有小山头从云里露出来。就看了一眼,向导让他赶紧坐下,把保险带挂在安全绳上。夏伯渝眼前全是人脸,大家兴奋地把他包围起来合影。

10分钟后,暴风雪来了,全体人员紧急下撤。想了很久的拍照姿势,已经没机会摆了。

回到北京后,有记者问他,山顶上看到的景象跟你想象中的一样吗?

他说:“站在山顶上,我什么都没看见。”

登顶之后

登顶之后,夏伯渝进入了另一种人生。

刚一下山,他就被媒体围住了。他全身多处是伤,坐直升机回加德满都,搭队友的救护车去医院。一出机场,媒体就围上来,一路跟拍到医院。夏伯渝在车门口坐着上药,媒体围住他拍,他回到车里,密密麻麻的镜头戳在车窗上拍。回到酒店,跟拍持续到电梯口。

到了北京,《挑战不可能》的编导王若木去接机。有山友和媒体给夏伯渝献了花,跟轮椅上的英雄合影。但王若木觉得,人还应该再多点儿。

这只是个开始。有了前年的教训,上山之前马怡就联系了大夫,“回来之后,甭管有什么问题,先送医院。”血栓没有复发,夏伯渝住院一周,主要治疗冻伤。一拨又一拨的媒体过来采访。夏登平去看父亲,但位置都被记者占了,他只能在旁边坐着。BBC来了,《时代周刊》也要来。还没来得及下轮椅,中国篮协就邀请他去做活动,安排他和姚明合影。

过去四十多年习惯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过去他凌晨5点起床,上午训练,下午休息,晚上9点睡觉。但现在,他一天经常要接受三四拨采访,还有各式各样的论坛、演讲、商业活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脸颊上贴着两块纱布。脸在珠峰上冻伤了,先结了血痂,然后不停流脓水,他只好贴上棉布纱布。

四十多年的人生,只为实现这一件事。可是当这件事实现了以后,人生又该怎么过呢?这个问题,他还顾不得想,但周围的人比他更操心这些事。接受采访、去大学演讲、去做广告代言、去戈壁徒步、去环球航海……都是柯庆峰在安排。夏登平说,妈妈的想法是“先把这40多年的本赚回来”。

夏伯渝说,自己其实不在乎钱。养老金够花了,能花的了多少钱呢?他有时会跟柯庆峰商量,别人邀请你是看得起你,咱少要一点儿,几千块就得了,别要那么多。“凡是有人来邀请,他的开码价就是10万、20万,把人都吓跑了。”但柯庆峰说,咱们可不能掉价。

一位知名投资人邀请他去对谈,台下坐着200位“中国新经济领域领军人士”。投资人问他:您觉得对创业者有什么话要说一说?怎么样能把登山跟创业这两件事情给贯通?给他们一些鼓励!

夏伯渝双手不停地搓着椅子扶手,尴尬地笑笑:这个问题提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呀。

他把自己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说法。有些话,是每次都一定要讲的,比如“感谢大家对我这么关心”、“我认为这是她(珠峰)对我的接纳,我应该感谢珠峰”。

人们总是用各种方式让他讲一些“正能量”、“鼓舞人心”的话,他努力配合着。但重复得多了,他渐渐也有些疲惫。7月末的一天,送走了三拨记者,夏伯渝语气淡淡地说,登上珠峰,其实没有什么可激动的。这就是我应该得到的,早就该实现了。

另外一次见到他时,柯庆峰拿了一个录音设备过来,让他录一段口播,照着念就行。

夏伯渝清清嗓子,调整到激昂的语调,对着台词念道:

“43年日复一日的训练,只是为了10分钟。但您知道吗?有这10分钟尝试到胜利的滋味就够了。当时的想法是我的梦想实现了!那一刻,我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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