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打伞”运动——揪出那个“黑警”

9月,湖北省建始县公安局经历了一场“地震”:该局包括副局长在内的4名警员,涉嫌沦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被查。

不仅仅是建始,一场铲除沦为黑恶势力“保护伞”的“黑警”的行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强力推进。

与以往的“打伞”行动不同,此次全国范围内的出击,各级纪委监委强势介入并牵头。有警界人士认为,“这一次让纪委来抓,这个决策非常英明,可见这次扫黑除恶的决心。”

铲除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重大行动。(网络图)

“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湖北省建始县,警察刘静在即将迎来35岁生日的时候被抓了。

就在今年1月份,1983年9月出生的刘静,刚刚从湖北省建始县公安局业州城区派出所副所长提拔为花坪派出所教导员。

2018年9月6日,湖北省建始县纪委监委宣布,刘静涉嫌充当涉黑团伙的“保护伞”,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被留置。

刘静并非建始县公安系统近期在扫黑除恶行动中落马的唯一警员。6月29日,建始县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学林和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长汪大勇接受调查并被留置; 7月24日,该局党委委员刘辉接受调查并被留置。

恩施州、建始县纪委监委9月6日通过新华社明确发布消息称,上述被两级纪委留置的4名警员,全部涉嫌充当涉黑团伙的“保护伞”。

公安部消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犯罪,每年因公牺牲的警察多达400余名。但另一个事实也无法回避,少数警察沦为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8月28日,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对全国公安提出要求,要深挖彻查“保护伞”,对于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领导干部和民警,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在河南,“打伞”行动的第一枪,打向了警队中的害群之马。官方查获的一家赌场账目中,出现了12名涉嫌充当“保护伞”的郑州警察的身影:4月9日,郑州市公安局副县级侦察员、洁云路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成健接受审查调查;6月4日,马寨分局副局长张国华接受审查调查;7月2日,郑州市公安局正县级侦察员、十八里河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刘丛德接受审查调查;7月4日,郑州市管城区政协原主席、郑州市公安局商城路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王晓军接受审查调查;7月25日,郑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行动大队负责人田伟接受审查调查……

此外,智库记者观察发现,广东打击警队“害群之马”的力度最大,个别地方的警队甚至全军覆没。

2018年4月,《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中山市查处一起赌博机案件时发现该局坦洲公安分局民警几乎全军覆没,中山市纪委监委对涉案的分局局长、分局领导班子、派出所所长、普通民警等数十人悉数进行了查处,毫不留情。

广东对沦为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警员的通报力度之大也十分罕见。

8月15日,广州市纪委监委通报,该市天河区公安分局刑事警察大队原三级警长刘嵩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2012年 9月,刘嵩在公安机关查办范某组织参与的一宗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过程中,隐瞒范某参与故意伤害案件并与其在案发后两次见面接触的情况,并在2013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该故意伤害案过程中,提供虚假情况,意图让范某逃脱罪责。2018年3月,刘嵩受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

广东省纪委监委还通报,深圳市多名公安系统干警为暴力催债团伙充当“保护伞”,共21人被逮捕,其中10人为警务人员,一名区公安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坚决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无论涉及到谁,都彻查到底。”广东省纪委监委表示。

警界出了“害群之马”。(网络图)

警察罪犯“沆瀣一气”

害群之马人数不多,但危害不小。

山西省闻喜县古迹颇多、文物遍地,自然也成了全国盗墓分子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闻喜县公安局局长张少华在接受智库记者采访时透露:公安局内部一些人和盗墓分子沆瀣一气,充当盗墓者的“保护伞”,参与分成,获取不法利益,这也是多年来闻喜盗墓屡禁不止的原因。

张少华提到的“保护伞”,是指该局原副局长景益民等人。2018年3月26日,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当庭判决,原山西省闻喜县公安局副局长景益民等人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张某,是当地民间的盗墓高手。 为寻求“保护”,经人介绍认识了景益民,时间一长成了景“培养”的得力干将。为方便与景益民在闻喜县境域内盗掘古墓葬,张某借该局机关人事调整之际,通过景益民将其在该局郭家庄派出所工作的好友李晓东,调动至文物犯罪侦查大队工作。之后,景益民在安排李晓东等警员巡逻时有意绕开盗墓地点。

智库记者获得的检察机关起诉意见书显示,景益民不仅保护盗墓者,还“监守自盗”,亲自组织盗墓。为更好的“开展业务”,景益民将当地的“盗墓专家”李某等人拉入麾下,猖狂盗掘文物。多年来,盗墓分子探得古墓后,或直接或间接寻求景益民提供“保护”,盗掘出土的文物则由张某带走交给景益民处理。

当地警方向智库记者透露,景益民身边笼络了不少的盗墓分子,他们“利益均沾”,形成祸害一方的团伙。当地侯氏兄弟重大涉黑团伙的主要成员侯某和景益民关系比较好,打小在一起合伙做生意,侯某的两个兄弟长期盗掘古墓得不到打击和处理,也和景益民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广东中山。赌博机屡禁不止,也与“保护伞”有重大关系。

中山市纪委监委通过媒体披露的官方消息称,该市陈某经营“老虎机”的生意,屡次被查封罚款。后来,在同乡、中山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副支队长苏东岳的“引荐”下,陈某以钱开道,在监管者的庇护下,经营的“老虎机”经营由暗转明,规模日渐壮大。

《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中山市公安局南头分局原局长卢红伟等公安干警收受贿赂后,“从局长到派出所民警,不仅对‘老虎机’经营放任不管,还将拒收贿赂、打击赌博的民警视为另类,导致一些热爱公安事业、不愿同流合污的民警被迫调离公安队伍。最终查实,整个南头分局超七成民警涉案。

针对屡禁不止的赌博机问题,中山市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黄远通要求,“必须施高压,从严从快查处!”

中山市纪委监委通报称,在打击赌博机的行动中,公安系统涉案人员(含已调离)254人,处级干部12人、科级干部100多人;全市25个公安分局中涉案公安分局11个,近10名公安分局一把手和34名分局班子成员涉案。

赌博机屡禁不止,和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脱不了关系。(网络图)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沦为“保护伞”的警员,多数吃的是窝边草,形成了利用职权“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违法规律。

智库记者调查获知,山西闻喜县沦为盗墓者“保护伞”的警员,除了该局副局长景益民,该局分管文物犯罪侦查大队工作的副局长金勇也多次参与盗窃古墓分赃,文物犯罪侦查大队工作人员几乎全部涉案。

交警,则在交通违法领域当“伞”牟利。广东省封开县警员梁伟光在担任该局交警大队城区中队指导员、中队长期间长期收取保护费,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保护”违法分子车辆减轻或逃脱处罚。2018年6月,梁伟光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沦为制贩毒品和赌场“保护伞”的警员,则多数是负责打击毒品和赌博的禁毒、治安和刑侦系统的警员。

在广东省惠州市打掉的一个多次制毒贩毒、聚众斗殴、引发命案犯罪团伙背后,充当“保护伞”的警员共有21人,涉及刑侦、禁毒等多个警种。

惠州市纪委通报称,惠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原支队长刘来发收受涉黑犯罪团伙骨干港币150万元、人民币85万元、美金9300元以及大量贵重物品,意图为其以个案处理代替涉黑组织犯罪结案,开脱罪行;惠州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曾高收受涉黑犯罪团伙人民币185万元、港币10万元,帮其减轻刑责;惠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李伟明收受涉黑犯罪团伙人民币40万元,放任其违法犯罪行为。

“害群之马”并不容易查。在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该县公安局副政委王华等人沦为了王某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的“保护伞”。当地纪委通报称,王华从警二十多年,先后当过三个乡镇派出所的所长。在得知王某控制经营的酒店容留、组织卖淫问题被曝光后,王华当天便通风报信,导致公安机关未能查获该酒店的违法犯罪证据。

发现王华的问题后,当地公安机关立即将线索移交给了纪委。因王华反侦察能力极强,当地纪委监委按照监察法立即对其直接进行了搜查。在她的包里和车上共搜出了7部手机,其中6部都是老式非智能手机,唯一一部智能手机也是借用别人的。

“知道王某事发后,她便如‘惊弓之鸟’,不停地变换手机和关系人单线联系,企图通过自己‘高超’的反侦察手段躲过我们的调查。”专案组成员对媒体介绍说。

调查人员通过科技手段恢复其删除的手机和电脑数据掌握证据后,王华才交代了自己的问题。

“让公安自己打自己,很难打”

此次打击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行动,与过去不同。

一名已退休的原副厅级警员向智库记者介绍,过去打黑除恶打击“保护伞”是公安侦查办案,发现“保护伞”后移交给检察院,但有些黑恶势力与当地一些公安机关有或明或暗的往来,因此打击起来很困难。

在担任地级市公安局长期间,上述警员也发现当地有黑恶势力,“但是我打不了,他们有后台。我只能做到请吃饭不去,送钱不收。”

“因为有些公安民警就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让公安自己打自己,很难打。”一名曾担任过基层派出所副所长的警员说。

此次“打伞”行动就是要在警界抓出“毒瘤”。(网络图)

这一次,公安内部高度重视起“保护伞”的问题。各级公安系统的纪检部门,也被动员了起来。为防止内部消极不作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公安部纪检组召开全国公安厅局纪检组长会议要求,各级公安纪检监察机构严查在扫黑除恶工作中态度消极暧昧、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智库记者从官方通报获知,在查处中山市警员沦为赌博机保护伞一案时,公安部纪检组曾派员到广东指导督办;公安部纪检组还指导协调驻河南省公安厅纪检监察组严肃查处郑州市公安局洁云路分局原局长成健等10余人涉嫌收受赌场老板财物等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公安纪检监察机构共掌握民警涉黑涉恶问题线索503件,涉及557人。已立案调查涉黑涉恶民警170人,其中采取留置措施或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30人次。”公安部纪检监组发布消息说。

不仅各级公安系统的纪检组被动员起来以外,各地的纪委监委更是直接出面牵头“打伞”。山西、湖北两地分别有警员向智库记者证实,这一次打击黑恶势力“保护伞”是各地纪委监委牵头负责的。

一名在中部省份省纪委工作的处级官员认为,这一次纪委牵头办理打击“保护伞”的案子,更重要的原因是“保护伞”最后定罪的多数都是收受涉黑涉恶团伙的贿赂,受贿案公安无权办案,监察委成立后检察院也没有了这类案件的侦查权,只能是纪委监委来办。

中纪委也高度重视“打伞”,出台的《关于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的意见》明确要求,各级纪检部门要与政法机关联手,重点查处“党员干部和其他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坚决冲破“关系网”、打掉“保护伞”。

9月13日,武汉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向智库记者介绍,该局与纪检监察部门建立线索双向移送和查办反馈机制,深挖背后“保护伞”,确保线索不查清绝不放过、案件不查清绝不放过、幕后组织者不查处到位绝不放过等。

智库记者还注意到,各地查处警员沦为黑恶势力“保护伞”的通报,也主要是各地纪委监委发布的,各级公安机关极少发布此类信息。

为防止害群之马泄密等问题,广东中山市扫黑除恶专案组组长甚至直接对市纪委书记负责。

上述副厅级退休警员透露,过去打击黑恶势力,为防止警队内部的保护伞通风报信,一般会采取调动异地警力的办法,但有些黑恶势力根深蒂固,“保护伞”隐藏得也很深,很难打彻底,因此让纪委来抓的决策“非常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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